1963年5月全家合影，前排左起：母亲、小毛、父亲；后排左起：作者、小妹、小弟
南京大学文学院不乏出身于诗书家庭的同仁，比如许结教授即生于桐城望族，其父许永璋先生是著名的诗人、学者，早年肄业于无锡国专，晚年在南大任教。2005年许永璋先生逝世，我代表院里拟挽联曰：重点就是表彰其诗书家风渊源有自。我的情况截然不同。我家世代务农，祖父幼时念过两年私塾，算是一个识字的农民，但终生都在河南西平的老家种地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，祖父母逃荒来到江南，在我家寄食四个月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两位老人。我记得祖父曾夸我们兄妹几人“目清眉秀”，言谈显得有点文化，其余的言行好像都与“诗书”无关。父亲倒是读过两年初中，但还没毕业，日寇打到河南，他就投笔从戎了。表面上是进了国民政府主办的陆军大学某分校，其实就是当兵。抗战胜利后，父亲随军来到江南，解放前夕主动脱离军队，不久成为太仓县供销社的职工，直到1974年含冤去世。终其一生，父亲的职业都与“诗书”毫不相干。那么，我家有“诗书传统”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又是从何而来呢？我的记忆是从一柄芭蕉扇开始的。那个年头，每逢挥汗如雨的夏季，芭蕉扇便是惟一的消暑用品。我家虽穷，也配备了好几把芭蕉扇，夏夜乘凉时人手一把。父亲的那把扇子与众不同，它的扇面上熏着几行字。父亲先用毛笔蘸了浓墨在扇面上写字，然后用煤油灯的火苗把扇面熏黑，最后用湿抹布一擦，一块黑底白字的镶嵌物便出现在扇面上，模样很像我们临摹用的小楷字帖。我最初看到的那几行字是：月落乌啼霜满天，
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
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我和弟妹们渐渐长大了，便羡慕起父亲手中的扇子来，纷纷央求他给我们的扇面也熏上字。再往后，我便与父亲合作，他题字，我配画。后来我家的芭蕉扇上总题着几句诗，背景则是一座凉亭或一株垂柳，加上一钩月亮。于是我又读到了“但得暑光如寇退，不辞老景似潮来”、“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”等诗句。我的第二点记忆是父亲有一本硬封面的精装笔记本，那是他最宝贵的诗本子，从来不许我们乱翻的。父亲在供销社上班，一年到头从无假期。遇上收购棉花等季节，更是忙得饭都顾不上吃。但平时还是有点空闲时间，别人聊天吹牛，父亲就偷闲写诗。他先是摇头晃脑地吟诵，然后写在纸片上改来改去，下班后把纸片带回家中，才工工整整地誊写到本子上。供销社的革命群众早就觉察到父亲在纸片上写字，又不肯示人，便怀疑他是在记“变天账”。日后革命群众无数次前来抄家，其实我家除了一部《红楼梦》与几张旧照片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抄，他们翻箱倒柜的搜寻目标便是那本“变天账”。父亲屡遭批斗，已成惊弓之鸟，但他依然舍不得焚毁浸透心血的诗本子，先把它藏在屋梁上方的凹槽内，后又转移到小妹、小弟下乡插队后栖身的茅屋里。为了避人耳目，小妹把诗本子裹上几层塑料纸，再撬开灶台的砖块埋于其下。几年后父亲去世，小妹挖开灶台，发现诗本子已被烤得焦黑，纸上的文字几乎无法辨认。父亲舍不得焚毁的诗本子，最终还是化成灰烬了！父亲自幼喜爱文学，入伍不久便在军报上发表了散文《月夜哨兵》，成为全团闻名的“秀才”。但其后戎马倥偬，世务蜩螗，再也无心写作，只保持了对读书的兴趣。我家一贫如洗，父亲硬是省下钱来买了那部《红楼梦》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他忽然迷上读诗和写诗。家里没人与他谈诗，整个小镇上也找不到第二个爱诗的人，就像他的名讳“兰薰”一样，父亲读诗写诗的行为，是彻头彻尾的孤芳自赏。我幼时经常看到父亲写诗，也知道他写的是旧体诗。后来我从苏州高中的图书馆借到一本《诗词格律十讲》，便在暑假中带回家去让父亲看，心想他肯定会喜出望外，没料到父亲看了此书反而黯然神伤了好几天。原来他初学写诗时只懂得要押韵要对仗，对平仄格律一无所知。他暗中摸索了十几年才弄明白《红楼梦》里所说的“一三五不论，二四六分明”是什么意思，还以为是自己的独得之秘！父亲的诗本子被毁后，我从残页上抄下几首遗作，原文如下：
1984年全家合影，左起：作者、小妹、母亲、小弟、小毛
要是我高中毕业后如愿考进大学去学理工科的话，我家的“诗书传统”也许会在父亲身上就此告终，因为那原是他心血来潮无中生有的结果。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与小妹自幼就读过一些唐诗。夏夜我们在后门外的河边乘凉，经常你一句我一句地抢着背诵《长恨歌》或《琵琶行》，就像“抢三十”一般。但我在中学里最擅长的课程却是数理化，语文则成绩平平。1962年太仓县举办史无前例的全县中小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，我在初中组作文竞赛中名落孙山，数学竞赛倒以满分获得第一名。小妹则相反，她获得小学组作文竞赛第一名，不过她升入初中后也是偏爱数理化。不久我考进苏州高中，那是一所相当重理轻文的名校，全班同学几乎无人想考文科。当时社会上流行着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格言，我们也深信不疑。父亲虽然爱好文学，但他满心希望我们将来都成为工程师。他坚信工程师才会有一个稳固的饭碗，以文科为职业则是十分危险的。按照生活的原有轨道，我将与“诗书”渐行渐远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1966年初夏，我刚填好高考志愿表，前三个志愿依次填了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、数学力学系和自动化控制系，正摩拳擦掌准备走进高考考场，一夜之间高考竟被废除了。1968年深秋，我下乡插队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涯。两年以后，我发现在农村自学理科的计划根本行不通，便彻底放弃了对理科的爱好，从此只读文科书。我“家庭出身不好”，被迫“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”，我的大学梦已经“他生未卜此生休”，但我仍然喜欢读书。我每天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使用的农具是锄头和镰刀，很单调，很苦闷，总想弄点书来读。我在农村的读书杂乱无章，所读的书都像落叶一样偶然飘到我手里，那样的读书没有任何“学科”色彩。但是在客观上，我读的书还是以文学为主，尤其是古典文学。倒不是它们的数量特别多，而是它们特别耐读，每本书的阅读时间就比较长。比如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《经史百家杂钞》等，所选的作品都是百读不厌的名篇，一本书够读一两年的。不知不觉，我在十年的“耕读”生涯中竟然渐渐走近了“诗书传统”。光阴像白驹过隙，世事如白云苍狗。1977年底，高考恢复，不久又恢复招收研究生，终于盼来了要凭考试成绩进大学的正常世道。我别无他长，惟独不怕考试。于是我在1978年春以语文101分、英语107分（均有10分的附加题）的考分进入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读本科，又在1979年秋以英语96分、古代汉语98分的考分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读研。我在南大的导师是古典诗歌研究界的著名学者程千帆教授，专业方向是“唐宋诗歌”。从1979年9月进入南大开始，“诗书”成为我学习的专业。从1984年10月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开始，“诗书”又成为我从事的职业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父亲的业余爱好竟然成为我的终身职业，我家的“诗书传统”算是在我身上得到延续、发展，真不知是冥冥之中的夙缘，还是命运的随意播弄？
如今我年过古稀，由于顶着“文科资深教授”的名义，暂时尚未退休，仍在从事古典诗歌的教学与研究，“诗书传统”在我身上大概不会突然中断。但是我家的下一代则不容乐观。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她在金陵中学读书时颇受语文老师的赏识，但高中毕业后死活不肯报考文科，几年后成为一个计算机工程师。我弟妹家的三个孩子也都在从事与“诗书”毫无关系的职业，看来我家的“诗书传统”已是岌岌可危。我对此有点失望，但并不伤感。我深知每个家庭的传统都是变动不居的，孟子说得好：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。”一个家庭内部的“诗书传统”又怎能做到累世不绝？况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，“诗书传统”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，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一条奔流不息的万里江河。个别家庭的“诗书传统”只是江河上的一朵浪花，无论它是巨浪还是细浪，都会转瞬即逝，但正是亿万朵此起彼伏的浪花组成了整条江河的壮阔波澜。正如东坡所云，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！”>原载《南方周末》2020年10月14日24版，经作者授权刊发关注“程门问学”，查看“莫砺锋先生治学经验谈”系列文章；后台回复“莫砺锋”，获取公开课在线和下载链接。